[46]虽然这一观点更有利于维护国家财政预算的稳定性，但并不具备合理性。
如有些行政事务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由行政组织以外的机关承担更便捷。三、大规模公用，或有特定目的之事业。
[17] 章志远：《中国私人参与警察任务执行的法律限度》，《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11 期。结 语 我国对于行政授权的研究走的是一条诉讼先行之路，中国的行政法学者们开始在研究行政诉讼被告（或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中附带地讨论起行政授权问题，以便把握它与行政委托的分野。[35]因此若关乎公民基本权利与公共利益时，一般也认为不得交由社会组织行使。此外，某些职权虽系重要职权且授出后未必更具效率，但基于特殊政策考量不宜由政府行使则也会授予社会组织。此外，特定情形下还应当考量公正性，即某一职权保留于政府或授出给社会组织会有违公平公正时，则应授出或保留。
因此，行政授权的事项范围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要避免用僵化的、一刀切式的标准来界定该范围，否则在落实到具体实践时将会出现南辕北辙的问题。同时，由于宪法上的法律保留约束的是立法行为，所以也可以通过约束授权规范而限制行政机关依据授权规范所作的行政授权。[①] 参见郑贤君：《作为政治审查的合宪性审查》，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早在制宪之初，这一问题就得到充分讨论，并体现在宪法中，这就是美国联邦宪法对司法权的规定，即适合法院管辖的必须是案件或者争议。合宪性审查的目的是保障宪法权威、维护法治的统一。通过这一过程，不相关的规范、解释可能和事实被一步步地排除出去。其二，对修正案笼统的规定具体化。
郑贤君：《宪法解释：监督宪法实施之匙》，载《人民法治》2015年第Z1期。允许国会以简单多数对宪法解释问题有最终决定权，这是与宪法体制根本不相容的。
这类案件不是单纯的界定赌博等刑事案件，而是宪法案件，不应由地方陪审团决定何为淫秽。反观美国，不仅法院拒绝提供咨询，而且美国任何一家法院，无论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哪一审级，都有权审理宪法诉讼，联邦最高法院只是作为宪法案件的最后审级。即，国会只能顺着宪法规定扩大基本权利的保护，而不能缩小、弱化基本权利。法院审理案件采用的是诉讼程序。
[②] See Thomas E.Baker, Jerre S.Will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omson/West 2003, p65. [③] Baker v. Carr, 369 U.S. 186（1962）. [④] [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潘嘉玢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所谓法律适用，通常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运用法律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活动，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定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判断是非曲直的过程。就约束立法权而言，我国宪法理论与现实与西方国家不同。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分析，类似于美国的on its face，以及德国抽象的违宪审查。
这样的法律可能使被保护的表达受到阻挠和压制。评论家认为，淫秽是一个结论，而非前提。
[14]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之列，2019年本案审查报告再次重申指一点。后者是指宪法诉讼允许对一项法律进行抽象的质疑，因该法本身模糊、过宽或者没有限制最小。
2017年12月24日、2018年12月26日、201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当年度的备案审查情况工作报告[12]（以下简称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四）合宪性审查不适用诉讼程序 法院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适用诉讼程序。第三，法官不应将包含法律问题的淫秽标准的认定交由陪审团，这种属于宪法解释性质的问题应由法官行使。作为专门审理政治案件的机构，宪法法院和宪法委员会是特设的处理政治问题的机构，它们与普通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法院并不相同，始终带有政治机构的痕迹，不仅审理宪法案件，还负责提供咨询。备案程序是由立法机关运行的，这种程序并非被动进行的，且不局限于事前还是事后。民意机关是政治机关而非法律机关，其所处理的是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元照英美法律词典》这样定义何为救济：救济是矫正、纠正和改正已发生的不当行为或业已造成损害或损失的行为。美国虽然没有德国意义上的抽象规范审查这一概念，但其on its face的审查模式与抽象规范审查类似，是执着于对规范本身是否合宪进行的审查。
（一）提起审查的主体不同 我国《立法法》规定，提起审查要求的机关是国家机构，即五类主体：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当时国家监察委员会尚未成立）。2018年修正后的《宪法》第70条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24]过宽实际上是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比例原则之适当性的具体运用。[⑧]公法救济是由法院实施的针对行政机关侵害个人的一套司法方法，是法院将普通法上的私法救济运用于公法上的结果。
[27]审查机关可能宣告某一项规范性文件无效、撤销或者废止，但是，这对于当事人却是于事无补。[18]由于第13、14、15修正案的规定不同，国会实施的具体方式也不相同。改革后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加强了司法性即裁判性，运行事后的合宪性审查能。禁止令是专门针对行政机关的越权而发出的一种命令。
对于区别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美国有着悠久的传统。201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2019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恰如《孟子》所云：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例如，一些州通过文化考试限制投票，这一规定就是歧视，国会可采取立法方式在《投票权法》上予以纠正，限制州以文化考试定投票权的制度。
只要陪审团认定某一作品构成淫秽，该作品就不受宪法保护。同时，在确立何为淫秽的问题上，法院将之交给由地方人士组成的陪审团来认定。
但在其后的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修正了司法哲学，区分了国会的立法保护与法院的司法保护之间的差异，认为法院才是基本权利的最终保护者。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至今仍然被称为卡尔斯鲁厄占星术。布伦南大法官认为：政治问题的不可由法院审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分权功能。除了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之外，其它规范性文件是否属于审查对象尚未明确，包括国际条约、行政协议、立法解释、法律修正案、党内法规。
德国学者齐佩利乌斯说道：眼光的往返流转是一个多阶段的、逐步深入的选择过程。作为宪法监督而的下位概念，合宪性审查虽然在实践中是由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且由作为法制工作委员会的服务保障机构、设立于2004年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具体负责，但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双方当事人须提出书面摘要意见。在德国，除了抽象的规范审查之外，宪法诉愿是在穷尽法律救济的情况提起的，即这种诉讼是当事人对普通法院判决提起的诉讼，虽然表面上是对裁判权或者司法权提出的合宪性质疑，但实质上却是对法院所适用法律提出的质疑，而宪法法院判决法令违宪后尚需原审法院再行宣判。
我国《宪法》第3条规定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⑨] 参见郑贤君：《基本权利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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